DC-3再飞“两航”线 如雁 今日又北归!

 航天     |      2020-01-25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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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清晨,一架75年机龄的DC-3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落地北京大兴机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两航起义70周年纪念,中国唯一架能飞的DC-3现身。12月6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迎来一架与众不同的飞机:这是一架涂有中国航空公司涂装的DC-3客机,注册号N41CQ。

抵达天津的“两航起义”人员合影

N41CQ, WELCOME TO DAXING AIRPORT AGAIN.70 YEARS AGO, THE PATRIOTIC ACTIVITY OF TWO AIRLINES STARTED THE NEW ERA OF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AND TODAY DC3 IS FLYING BACK AGAIN IN THE SKY OF CHINA, WHICH IS A GREAT MOMENT FOR US. SO, ON BEHALF OF AL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BEST RESPECT TO YOU, TOYOUR TEAM,WE ARE HONORED TO BE PART OF TODAYS COMMEMORATION FLIGHT!NOW PLZ CONTACT GROUND 121.625. HAVE A NICE DAY.

摄影:颜思铭

停放在启德机场上的“两航”飞机

N41CQ,欢迎再次来到大兴机场。70年前,两航起义的爱国举动开启了中国民航的新时代,今天DC-3再次飞行在中国的天空上,这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此,我代表全体空管人向您和机组成员表达最高的敬意,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飞行纪念活动。 大兴空管中心塔台管制员

本架飞机从12月4日从江西南昌飞抵香港,短暂停留后飞往广州白云机场、12月5日前往上海虹桥、12月6日抵达北京大兴机场。本次飞行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两航起义70周年,是由我国国内一些航空热心人士在民航局支持下,策划组织并最终实施了这次纪念飞行。

执行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飞行活动的DC-3运输机

70年前的初冬,这架飞机与其他11架飞机一起,从当时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避过特务的耳目、穿过重重云雾、突破当时国民党政权部署在桂林、柳州和舟山群岛等地空防封锁线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和天津张贵庄机场。

摄影:颜思铭

12月6日13时21分,1架有着75年机龄、复古涂装的DC-3运输机,顺利降落在北京大兴机场,圆满完成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的飞行任务。

央航飞机

两航困境

DC-3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1935年研制投产的一种固定翼螺旋桨运输机,因其在速度和航程上的优势,极大改变了当时的民航业形态。

自此,点燃全球华人、振动亚洲工商业的两航起义圆满完成!

1949年春天,随着国民党军方不断败退,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也陷入了困境。两航原以上海为基地,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DC-3的军用型号C-47也为盟军取得最后胜利作出巨大贡献。DC-3系列共生产1.3万余架,是世界航空史上有代表性的运输机之一。

1949年11月9日,经过我党的长期周密工作,中航和央航的两千多名员工起义,12架飞机北飞,数千吨禁运物资悄然运回

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的两航飞机。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占领我国沿海并切断滇缅公路,导致外援受阻,盟军使用C-47运输机开辟著名的“驼峰航线”,运送大量作战物资支援中国战场。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乘坐的飞机就是C-47。1945年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乘C-47运输机到达延安。次日,毛泽东同志等便乘此机离开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这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祖国大陆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题,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两航起义归来的人才,也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主要的技术和业务骨干力量。

重压之下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无奈慨叹: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如何渡过难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撤至香港的央航,此时仅剩下6条航线。因此,两航员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在香港酝酿发动起义。

1949年,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两家民航企业迁往香港。由于和英资航空企业冲突加剧,“两航”处处受港英政府非难,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我党策划“两航”发动起义的工作早已展开。在党的领导下,“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秘密配合,核心小组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开展工作,工会委员和积极分子成为起义骨干力量。1949年10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两航起义”飞机降落地点、起义时间和飞行计划等具体事项。11月9日6时,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返回大陆,其中便包括两架C-47型运输机。同日,在香港的“中航”和“央航”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两航起义始末》中国民航出版社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

“两航起义”后,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在港英当局纵容下,采取威胁破坏活动。当时,除参加起义的12架飞机外,“两航”仍有71架飞机滞留香港。面对险恶形势,党领导广大起义员工展开捍卫起义成果的艰苦斗争。留港员工在军委民航局和民航广州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排除各种阻碍,想方设法将各种飞机零件拆卸装箱,用船运回广州,累计运回约1.5万箱器材、3600桶燃油和其他设备等。

1950年7月,两航起义主机被命名为北京号

起义归来

“两航起义”不仅在经济上给国民党以重大打击,还在军事上切断国民党在西南的空中运输线,为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起义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在“两航起义”影响下,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9个国民党在港重要机构也相继起义。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飞机,构成新中国民航建立初期的主力机群。运回的器材和设备,成为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依此组建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

我们争取两航,团结两航 周恩来

1949年11月9日,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带领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两位总经理还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两航联合通告。当日,两航12架飞机从香港飞向祖国大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XT-610号康维尔CV-240飞机于12时15分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11月10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

1929年5月1日,前中航正式宣告成立,并于1930年改名为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国占股80%,美国占股20%。1931年2月21日,欧亚航空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43年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起义的人员名单和各机机型。》)

位于上海的中航大楼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向两位总经理和两航员工发出贺电,赞扬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抗战时期,两航在自身救亡图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全面抗战,在保持国内航线的同时,也冒死开辟了多个重要国际航线,来进行重要人员、重要物资的交通运输。其中,中航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昆明、泸州和重庆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运送人员10万人,进口物资80万吨,并通过出口物资换取了重要的外汇。

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两航起义全体北飞人员,他在致辞中说:

中航参与空运士兵与弹药

新中国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的人员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抗战后期到两航起义前,两航的机队规模在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世界排名第八。然而内战爆发两年后,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两航发展也逐渐步入困境和危机,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钳制,要求其迁往台湾。

毛泽东主席贺电。》)

央航在上海龙华的机库,为当时全国最大机库

周恩来总理信函。》)

但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将公司主体迁往香港的决定。原因无他:一旦迁往台湾,公司上下几千员工都要失业,几千个家庭面临穷困潦倒,公司资产再无用武之地!

12月5日,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宣布,中航、央航归民航局领导。两航起义驾机归来人员共56人。

1949年9月,刘敬宜陈卓林与两航起义机组人员合影

两航起义后停留在香港的飞机。

当时的港英政府更不欢迎两航留港,因为他们对于英国的航空公司存在实实在在的利益威胁。在香港,两航被迫几经停航和搬迁,经营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潘国定:《回顾两航起义》

香港启德机场停放的两航飞机

为能平安飞离香港,北飞行动计划决定,利用航班预报正常起飞。北飞前一天,公司安排我的航线是香港-台北。9日,北飞的飞机共有12架,其中中航10架,央航2架早上6时10分,我按计划第一架起飞,机组成员有路家玖、韩家琪、余惠民,飞机上有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还有吕明、查夷平、邓士章、吴景岩等人。飞机起飞后,先向台北方向爬高,等脱离了塔台视线,就掉头向武汉方向飞去原定武汉广播电台在我们起飞后开始广播,作为飞机导航之用,可是我们一直收不到,等飞机飞过武汉才收到电台广播。飞机经过郑州,逐渐接近北京,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日中午12时15分,飞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胜利完成这次终生难忘的北飞任务。

这样微妙的局势被迫切渴望航空人才的中国共产党捕捉到了。1949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时提到:

八一开航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争取两航,团结两航,是有利于双方的。两航哪一天回来,哪一天就是新中国民航的纪念日!

后来,中央军委民航局提出1950年为民航准备年,在1950年3月15日,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提出了1950年主要业务工作方针。6月,民航局设立了机务科和航务科,逐步拟定了适合当时实际的民航组织、财务、营运、机务、航务等工作计划与制度,以及成本计算与运价标准。在开航工作基本就绪后,7月21日周总理在开航事宜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开航前的7月2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将两航起义北飞来的XT-610号康维尔CV-240型飞机命名为北京号的庆祝活动。

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刘善本

1950年8月1日,北京号机组在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合影,史称八一开航,左五为潘国定。》)